据《东方体育日报》消息，上海队从未与辽宁队或郭艾伦进行有关转会的交流和商讨。

据悉，上海队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心仪人选，且队内有年轻且具备潜质的后卫，因此不会卷入这场转会风波当中。

除了郭艾伦的转会风波，我们还可以在CBA看到一些过去专业体育时代的影子，即便郭艾伦现在合同到期，但如果其他俱乐部不与辽宁队进行商谈，那么其他俱乐部依然无法签下郭艾伦。

辽宁队仍然拥有郭艾伦的顶薪合同（D类）独家签约权。

（一）

2019年6月1日，CBA官网发布公告，宣布正式启用标准版《国内球员聘用合同》和标准版《外籍球员聘用合同》。

同时，标准版合同将是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唯一合法合同，任何破坏《标准合同》唯一性的行为，都将依据CBA联赛《纪律准则》予以处罚。

在标准版《国内球员聘用合同》中，国内球员分为五大类，新秀合同（A类）、保护合同（B类）、常规合同（C类）、顶薪合同（D类）和老将合同（E类）。

第一年参加CBA联赛的球员签订的都是新秀合同（A类），俱乐部自行培养球员（含已备案自行培养球员）签署A1 类合同；选秀球员签署A2 类合同。

当球员A类合同到期后，如果继续参赛，那么将签订B类合同；球员B类合同到期后可以签定C类合同（常规合同）或者D类合同（顶薪合同）。

年满34岁或者年满32岁且已经为单一球队累计效力达到12年的球员，可以签定E类合同（老将合同），E类合同基本工资不计入工资帽。

球员A类合同到期后，原俱乐部拥有其B类合同独家签约权，只要俱乐部提供B类合同，球员就必须签约。

球员B类、C类、D类、E类合同到期后，原俱乐部拥有其D类合同独家签约权，意思就是只要原俱乐部提出D类顶薪合同，球员就必须签约。

从上面的规定来看，只要郭艾伦还选择在CBA打球，那么他是无论如何都迈不过辽宁队的，如果某家俱乐部想要签下郭艾伦就必须与辽宁队进行谈判，通过交易得到郭艾伦的D类合同独家签约权。

2021年8月，周琦也是因为D类合同独家签约权的问题宣布退出2021-22赛季的CBA联赛，转战澳大利亚NBL墨尔本凤凰队。

对于CBA独家签约权的规定，很多球迷都认为不合理，认为是过去体工队时代的残留，是“体工队时代的影子”。

（二）

对比中国职业篮球，中国职业足球现在实行的转会制度也不是完全自由转会制度，而是“最高限价”自由转会制度。

2017年，为了“抑制球员身价的溢价与虚高，减少俱乐部投入的无序竞争，抑制超高价引援和球员不规范转会行为”，中国足协推出了引援调节费政策。

根据规定，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/人、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/人的相关俱乐部，应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用。

这项政策从实施开始就一直争议不断，今年3月的匿名举报事件更是将“引援调节费”重新推到了风口浪尖。

虽然中国足协没有公布过已征收调节费的具体数额，但从足球爱好者们的统计数据来看，中国足协征收的“引援调节费”共计16.99亿人民币。

在政策发布之初，中国足协表示该笔费用将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，用于资助中国足球基层足球建设，但因为法律问题这笔费用不能划转给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，也不能自己使用，甚至都不能给出收款票据。

从2020年开始，受疫情影响和房地产业的各种问题，许多职业俱乐部都出现了经营困难和欠薪的问题，于是很多俱乐部都呼吁足协返还引援调节费，从而改善俱乐部的经营。

现在，这么一大笔的“引援调节费”在中国足协手中也成为了“烫手的山芋”，足协已经在考虑退还引援调节费的问题。

“引援调节费”这项政策未来是否还将继续执行也成为了一个疑问。

（三）

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算起，在过去28年的时间里，中国职业足球的转会制度经历了7次改变。

1 自由转会制度

1995年到1997年，在施拉普纳的建议下，中国足协借鉴德国足协的转会制度实行自由转会制度。

参照德国足协制定关于自由转会费用的规则，中国足协也制定了指导价格，并对转会费的分成模式做出规定，球员可以获得转会费的5%，足协获得转会费的15%，原俱乐部获得转会费的80%。

各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可以向中国足协自由申报想要引进的球员，买方俱乐部与卖方俱乐部直接进行接触，在三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完成球员转会。

在完成球员转会后，俱乐部上报中国足协，完成球员注册等相关行政审批，足协收取转会程序的相关费用。

如果球员合同已经到期，球员可以与准转入俱乐部之间直接签订新职业合同，之后上报中国足协。

自由转会制度之下，中国球员流动相对比较活跃，但由于当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由国有企业控股，因此如果球员自由转会，对于转出的足球俱乐部来说属于国有资产流失。

而且很多球员的归属并不明确，比如1995年甲A“标王”黎兵，当时黎兵的人事关系在贵州体委，属于借调到辽宁足球俱乐部参加比赛。

当时广东宏远想要引进黎兵，辽宁俱乐部同意转会，黎兵本人也想去，但贵州体委不同意转会，三家为此争论许久，最终在广东体委的三方斡旋之下，黎兵才以64万人民币的价格转会广东宏远。

同时，面对金钱的诱惑，球员们也会私下与其他俱乐部接触后拒绝续约，除了对原俱乐部的成绩造成影响之后，转会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。

2 顺序摘牌制度

为了避免球员与俱乐部的私下接触，保护俱乐部权益，1998赛季甲A联赛结束后，中国足协推出了挂牌、摘牌制度。

球员无论合同期是否到期，只要原属俱乐部同意或者要求，他们将被挂上国内转会榜，根据俱乐部上赛季的排名，由高到低对列入转会名单的球员进行报价，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球员完成转会。

每轮次俱乐部只能摘1名球员，最多不得超过5名。

但是，排名靠前的俱乐部本身实力就强于其他球队，顺序摘牌制度便出现了强队更强，弱队更弱的情况。

而且，上榜球员对下家俱乐部没有选择权，球员很可能被不想去的俱乐部中途“截胡”。

3 倒序摘牌制度

为了增加实力较弱俱乐部的积极性和球队实力，中国足协在2001年决定采用倒序摘牌制。

这个制度就很好理解了，就是由弱队先行选择球员，减少弱队与强队之间的实力差距，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

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球员不愿转会的情绪就更加明显，球员的个人意愿被完全忽略。

大连功勋球员魏意民在1999年、2001年和2002年，分别被广州松日、八一、陕西国力中途“截胡”。

这三次转会都不是魏意民想要去的俱乐部，在俱乐部过的也不是很愉快，最终选择退役。

4 自由摘牌和倒序摘牌并行

2003年，中国足协在倒序摘牌的基础上对球员转会再次作出了修改，实行自由摘牌和倒序摘牌相结合的制度。

自由摘牌是指根据各家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意愿进行摘牌，未能在自由摘牌阶段找到俱乐部的球员再按照“倒摘牌”进行摘取。

“双轨并行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俱乐部和球员的双向选择,减少了“截胡”的出现。

5 自由摘牌制度

2005年，中国足协彻底取消了“倒摘牌”制度，各家俱乐部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足协审核的转会名单,自由摘取所需球员。

看起来是满足了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需求，但中国足协同时规定如果球员年满25周岁，在原俱乐部希望与球员续约的情况下，球员不得参与足球的转会。

这样又造成了上榜的球员很多俱乐部都不想要，而有实力的明星球员又无法转会的情况。

在2005赛季的转会期，仅有22%的上班球员找到了新俱乐部，“上榜即失业”的说法开始广泛流传。

在1995年到2009年这14年期间，对于合同到期的球员，原俱乐部仍然拥有30个月的归属权，也就是说球员在30个月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自由身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便出现了“周海滨事件”。

2009赛季，合同到期的周海滨希望可以去国外踢球，但拥有其归属权的山东鲁能不愿意放人，周海滨甚至说出了“大不了退役”这样的话。

在2009年春节期间，在中国足协、山东鲁能都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周海滨自作主张与经纪人罗曼秘密飞往荷兰与埃因霍温俱乐部签约。

在与山东鲁能摊牌以后，全国足球界都非常震惊，但是因为“博斯曼法案”的存在，山东鲁能和中国足协都无法阻止这次转会，最终周海滨自掏腰包补偿了山东鲁能后，自由转会至埃因霍温，成为了中国足坛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

6 自由转会制度

受到“周海滨事件”的影响，中国足协重新开始实行自由转会制度，并在2011年在各级别联赛中正式施行。

各家俱乐部可以自由联系球员进行转会，当球员与原俱乐部合同到期后，可以自由身加入其它俱乐部，原俱乐部不能收取转会费。

这个制度和欧洲各大职业联赛的转会制度就非常相似了，但也不是完全相同。

2017年之前，中国足协在国内球员转会中规定了“5+3规则”，既俱乐部每赛季可以引进5名职业球员，在这5个名额之外，俱乐部还可以引进3名U21球员。

虽说有人数上的限制，但“5+3规则”也基本可以满足各家俱乐部的引援要求，所以这个规定并没有在足球界引起什么反对意见。

7 “最高限价”自由转会制度

自由转会制度的实行让足球俱乐部有个更多的自主权，也更好地保障了球员的权益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。

但随着国内足球市场的火热，中国足协也没有过多地介入其中，球员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国内球员过亿身价的转会屡见不鲜，“幕后交易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

在这种情况，前文所提到的“引援调节费”也随之付出水面，也就是“最高限价”自由转会制度。

（四）

从中国足球转会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，我们也不能说中国足协“没作为”，每当出现问题时，中国足协都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和调整，但是总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足协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。

按国际足联的规定，足协应属于民间行业协会，是民间机构，但中国足协的高级官员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的指派，与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。

这也造成了每次足协推出新政时都比较强势，没有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了解，最终导致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缓慢。

同时，因为全运会、人才培养等原因，各地方体育局与职业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也有些不清不楚，存在插手俱乐部管理的情况。

这些都是不利于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，或许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称为“体工队时期的影子”。

（五）

CBA球员转会中的“独家签约权”规定产生的原因与上述非常相似，篮球俱乐部与各地体育局之间的联系更密切，“体工队时期的影子”遗留的更多。

比如郭艾伦的转会问题，经营权在辽宁男篮俱乐部，人事权则在辽宁体育局。

CBA要求每个俱乐部都要有青年队的配制，但很多俱乐部都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培养年轻球员，都需要委托当地体育局进行青年队的培养，从而达到CBA联赛的参赛要求。

也就是说，中国篮球青年人才的培养还是在依靠“专业体制”，球员进入青年队后不但不需要每年交数万的学费，而且还可以每个月领生活费和津贴，这其中各地体育局都付出了很多。

作为回报，篮球俱乐部的一线队将代表当地体育局参加全运会的比赛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体育局肯定不想将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球员轻易放走，为了平衡多方利益，“独家签约权”的规定便由此产生。

“独家签约权”这种规定看似很不职业，但我们仔细想想“专业体制”真的完全就是落后吗？

体育局在青年篮球人才培养方面对于我国的篮球事业至关重要，如果没有体育局的支持，青年队就很难组建，篮球的后备人才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断层。

想想现在的中国足球，“专业体制”真的是洪水猛兽吗？

对于中国职业体育来说，照搬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不是好的选择，在向先进职业体育国家学习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按照本国的国情来制定相关政策。

我国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？我国的体制优势又在哪些方面？从而选择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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